灭霸9个无法出现在银幕上的瞬间 丑到连母亲都想杀！

图注：张栻，字敬夫、钦夫， 世称南轩先生，南宋大儒，著名理学家、教育家，名相张浚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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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寿命多不长，张栻病逝时，虚岁四十八，但却是张栻自己的小家中寿命最长的。

一、张栻妻宇文氏，先张栻三年去世，年在四十五岁以下。

朱熹《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》称：“其配曰宇文氏，朝散大夫师中之女，……前卒。”^[1]

张栻只一娶，是宇文师中之女，先于张栻去世。

朱熹虽未明确交代宇文氏去世的具体时间，但却可以查证出来，其去世在淳熙四年，即1177年，早于张栻三年。张栻当时虚岁四十五。按照宋人初娶年齿一般都基本相近的情况判断，宇文氏去世时，年纪最大不会超过四十六、七岁，或即四十五岁以下，可能还要更小些。

张栻《答朱元晦》一封中，有“儿子护亡室之丧，已抵长沙，以此月内葬事，卜地得之湘西山间，某顷尝见之，颇为隐密。惟是自失梱助，家事巨细无不相关。”^[2]

此信自称“黾勉于此且三年矣。”说明此信写于任职桂林第三年。淳熙二年（1175）正月，张栻被除知静江府（桂林），兼广西安抚使，当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^[3]，至淳熙四年，为三年。由此知宇文氏去世在淳熙四年。

张栻任职广西期间，很多地方官员，或趋附上司而做出从学的样子，如《岭外代答》作者，广西钦州知州周去非；或由衷敬仰，利用近水楼台之便从学张栻。例如一位泰州（今江苏泰州，南宋时归属淮南东路）人士，名吴儆（曾用名吴偁），字益恭。当时为广西邕州（南宁）通判，虽为张栻属下，却是诚心从学张栻的士人。此人年长张栻八岁，其人“刚决而有虑，临事不避难，忠义自许，疾恶如仇。”

淳熙四年八月，吴儆一届通判秩满，赴朝述绩还职，行前先到桂林交差，并看望上司和老师张栻，并与相关同僚话别。安抚司和转运司的同僚友好，为吴儆置酒欢送。张栻因妻去世不久，不便参加喜庆活动，特作《书示吴益恭》以赠别。文中称：

“于其行，会予有期服，不得为之赋诗以致赠言之意，而中有不能已者，敬书《鲁论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氏》书中三义以谂之。……”^[4]

宋人尤其是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几位，长期在一起研究“家礼”，故有为亡妻持服说法，期限约一年，严格程度较父母为轻，不妨碍做官、科考，但仍不宜公开参加欢聚、游赏之类活动。张栻所谓“会予有期服”，说明其妻去世不久。张栻自标此文作于“淳熙四年八月甲午”，由此知其妻宇文氏去世在此前。

张栻《答朱元晦》这封信中，称“儿子护亡室之丧，已抵长沙，以此月内葬事”，虽未标注具体时间，但同一封信中有“此间气躁而风烈，久处其间，岂得无所伤？”知是深秋季候。由于崇山峻岭阻隔，朔风裹挟干燥空气，到达桂林的时间，要晚于岭北湖南地区，一般会在秋末或冬初，不会在中秋以前。据此可以判断，张栻这封信写于淳熙四年十月初前后。如此，则张栻子护送母亲灵柩归葬湖南的时间，或当在本年十月间。葬地张栻在信中告诉了朱熹，在“湘西山间”隐密处。湘西，是指湘江西畔，跟今人指湖南省西部地区的说法不同。“畔”的距离不确定，但大致一两百里之间都算。宋元明清时，人们大致都这样称说。

二、张栻子张焯，先张栻两年去世，年只二十五、六岁。

朱熹《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》，称张栻“子焯，亦早世”。这里的“亦”，意思是跟他母亲宇文氏一样，都去世在张栻之前。但依据朱熹这句话语，却无法确定张焯去世的具体时间。

《宋史?张浚传》所附其子《张枃（本杓，错书）传》，称张杓，“兄栻丧，无壮子，请祠以营葬事。”^[5]又称张杓其时官任知衢州，得请祠，“主管玉局观”。后约一年再出重官，任提举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。

按照对汉语表述的一般性理解，“无壮子”的意思，是有子，但不壮。“不壮”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身体不健壮，正在重病中；一种是年纪小，还未长大成人。《张杓传》的上述说法，意思是其兄张栻去世时，儿子“不壮”，为处理兄长的丧事，请求暂时停官。

但朱熹自己明确交代，《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》一文，作成于张栻葬后五六年间：“后五六年，乃考得其事而叙之”^[6]，朱熹所“考”之事，自然包括张栻只有一子“焯”，“早世”了。也就是说，张栻去世时，并没有另外一个、身体不健壮，或者尚未长成的儿子。就此看来，《宋史?张枃传》“兄栻丧，无壮子，请祠以营葬事”的记载，明显属于事实错误。

见过几种张氏《族谱》，有说张栻两子，一焯，二炳；有说张栻三子，焯、炳、烺。

张栻曾作《送犹子焕、炳序》，明确交代张炳与张焕是亲兄弟，两人都是自己侄儿：“姪子焕、炳，扶持母丧西还……”又称“焕、炳之祖”是“雍公第三子”^[7]，“雍公”是张栻祖父张咸，张栻父亲张浚，是张咸第五子，不是第三子，“雍公第三子”，是张栻三伯父张潞，张焕和张炳，是张潞的孙子，不是张浚的孙子。

再看张浚自己的说法：

《续修四库全书?光绪湖南通志》卷二百七十三《艺文》二十九《金石》十五载：“紫岩张浚，同郡倅同乐张登，谒太守彭公合于环翠酌泉岩，观景物之胜，俟月而返。浚子姪栻、机、枃，姪孙炎、默、炳同行。绍兴乙亥端午后六日题。”这是石刻题名，不会有差误，张浚明称张炳是自己“姪孙”，而非“孙”。

石刻中的“绍兴乙亥”，是绍兴二十五年，其时，张栻二十二虚岁。张炳那时就可以陪同叔祖张浚一起游赏，可见至少接近二十岁，或许年龄比张栻还大些，不可能是张栻的儿子。

石刻也同时表明，张栻的弟弟不名“枃”。石刻所称“浚子姪栻、机、枃”，显然是按照先“子”后“姪”的顺序排列的，张栻的“栻”后面已是“机”，“机”是谁的儿子虽未查明，但“机”显然是张浚之“姪”，“枃”排在其后，显然也是“姪”，不是“子”。所以《宋史》将张浚次子即张栻弟的“名”写作“枃”，显然是错书。

至于张氏《族谱》中所载张栻的第三个儿子“张烺”，不用考证就能知道，一定也是李戴张冠，是张氏后人编撰自家《族谱》时，不明真相，胡乱添加的结果。

图注：朱熹《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》

张栻只有一子，名张焯。具体去世时间，基本可以查证出来。

先看张栻写给朱熹的另一封信件：

“儿子素来气弱，哀苦之后遂得肺疾，尤非热地所宜，殊为之忧虑耳。”^[8]

此信虽未标注写作时间，但称张栻子“哀苦之后遂得肺疾”，因何哀苦？因丧母也。而此信开始即称“某新岁来”，显然是指张栻妻去世后新的一年开始时，即淳熙五年正月。“新岁来”，暗含张栻去年底曾回长沙家中，过年后再来桂林。淳熙四年张栻妻去世，由儿子护送灵柩回长沙安葬，张栻并未跟回湖南，可见宋时虽有为妻短期持服的说法，但确实较为父母持服轻得多，并不妨碍为官、科考之类事情。

由这封信，可知张栻子张焯，淳熙五年正月还在。张焯本来气弱，加上母亲去世“哀苦”，得了肺病，但还是陪侍父亲到了广西桂林。基本成年的儿子陪侍父亲做官，是宋人的伦理生活习俗。很多事例可以说明这点，不在这里举证。

在这封信中，张栻为儿子担心，感觉他已经不宜在“热地”生活。这里的“热地”，即指桂林。相比长沙而言，桂林在南，肯定更热。

张栻任职广西，从第三年开始，便不断请求辞职。因为气候不适宜，怕身体受到伤害，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。给朱熹的几封信件中，都曾提及此事。后来张栻改官湖北之后，作诗回想桂林气候，仍然心有余悸：“四年领边州，气候苦多盩。清秋日昏昏，仲冬雷虺虺。雪花有时零，转首即开霁。……”[footnoteRef:9]。张栻一家人，都不适应桂林气候，宇文氏之死，是否有气候原因不知道，但妻死后，张栻更担心桂林气候对儿子身体造成进一步伤害，确属事实。

吕祖谦《东莱外集》卷六有《与陈同甫》一封，称：“张钦夫近丧子，得书极无况，力请出广，遂有鄂漕之命，亦且得归也。”

吕祖谦此信，是给陈亮的复信，虽未标注写作时间，但《龙川集》卷十九有《与吕伯恭正字》一封，可以帮助判断。

陈亮信中有：“辛幼安、王仲衡俱召还，张静江有新命否？元晦亦有来理乎？”

比对两信可知，吕祖谦所以告知陈亮，说张栻新近“有鄂漕之命”，乃是因为陈亮问及“张静江有新命否？”

陈亮此信，同样没有标注书写时间，但其中有“廷试揭榜，正则、居厚、道甫皆在前列。……非公，孰能挈而成之？”由此可知，此信写于叶适（字正则）等科举揭榜之后不久。《宋史?叶适传》，称叶适“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人。”查《宋史?孝宗本纪》，（淳熙五年）“夏四月……辛未，……赐礼部进士姚颖以下四百十有七人及第、出身。”据此可知，叶适进士揭榜赐及第，在淳熙五年四月七日。吕祖谦是当年考官，阅卷之后，尚未揭榜，得父亲去世消息，紧急停官，回金华守丧。临行前，吕祖谦对同僚称扬叶适等浙江考生，“正则、居厚、道甫皆在前列”，与吕祖谦在揭榜前“做足了推荐工作”直接相关。所以陈亮才在信中称扬吕祖谦：“非公，孰能挈而成之？”陈亮此信，必写于揭榜后不久，错过“热度”再去称扬，就没有时效性了。

吕祖谦当时与陈亮同处浙江，一在金华，一在永康，相距不算远，书信往来半月内肯定到达。据此，知吕祖谦收到陈亮来信时间，应该就在四、五月间。而吕祖谦给陈亮的复信，也不会过缓，最迟应在入秋以前。吕祖谦信文中，又有“长夏溽暑……自入夏来”之类字样，据此可以判断，吕祖谦的这封回信，写在最热的伏天，即农历六月底前后。

“张钦夫近丧子”的消息，一定是张栻亲自告知吕祖谦的。吕祖谦得此消息，或在刚回金华之后，或于将回金华之前。《南轩集》中，虽无告知吕祖谦自己丧子之信，但当时张栻仍在桂林，书信传到吕祖谦手上，至少须两月时间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张栻子张焯，当年三月前即已去世。

就在年初，张栻还致信朱熹，表示担心自己儿子身体，不料两月内，儿子张焯就病死了。也就是说，张栻子张焯，因肺病殒命，时间在淳熙五年（1178）三月前或三月初，张栻当时虚岁四十六，张焯最多不过二十五、六岁。

吕祖谦《与陈同甫》信中，称张栻“力请出广”，就是强烈要求离开广西。这一点在张栻写给朱熹的信件中，也数有体现：“某丐祠，乃不获命，一味皇恐，已再具请，度必蒙矜允。”^[10]

张栻接到批准离开广西的“指挥”（宋人将自上向下传递朝廷指令，称作“指挥”）的具体时间，未见载记，但根据相关情形判断，约在淳熙五年五月初。交代完职事之后，张栻于当年闰六月一日，告别桂林回长沙。接到新的任命——荆湖北路转运副使，似应在返回湖南的路上。

张栻并未直接赶赴湖北官任，而是转道江西袁州（当时州治在今宜春）看望弟弟。其弟张杓，当时正在知袁州任上。本来从桂林到长沙只需半个月^[11]，到株洲（当时称槠洲）湘江渡口附近，或许只需十二三日。但张栻这次行进速度很慢，闰六月初一日离开桂林，到达袁州已经是八月。

“淳熙五年秋八月，某来宜春。至之明日，袁州州学教授李中与州之士人”，请张栻为重新恢复的袁州州学作记。张栻于八月十五日为作《袁州州学记》，文末称：“今守名枃【错刊，本杓】，实某之弟也。是月庚戌记。”

中秋节后，甚至九月之后，张栻才离开袁州继续北行，仍然未去湖北直接赴任，而是回了长沙旧家——城南书院。

吕祖谦《东莱别集》卷八《与朱侍讲（元晦）》，其中一封有：“张钦夫亦候葬其子，即之官矣。”

根据张栻到湖北后所作文字和书信，以及朋友与其往来信件粗略判断，张栻正式到任湖北，是在淳熙六年（1179）正月。

张栻转官湖北，不是直接被任命为知江陵府，兼湖北安抚使，而只是荆湖北路转运副使。因为一路耽搁，之后又回家料理儿子丧事，未能及时赴任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新知江陵府、湖北安抚使姚宪病死在官任上。湖北最高官位出现空缺，张栻遂被改除，为知江陵府、湖北路安抚使。

魏了翁《鹤山全集》卷六十四《跋张宣公帖》，称“公以淳熙五年守荆……”，是笼罩性说法，并不具体，张栻实际到任湖北时间，是淳熙六年正月，而且起初也不是“守荆”——湖北安抚使。

还是朱熹《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》记载准确：“五年，除秘阁修撰、荆湖北路转运副使，改知江陵府、安抚本路。”^[12]这里的“荆湖北路转运副使”，即是吕祖谦信告陈亮的“鄂漕之命”。当时湖北路转运使空缺不置，以副使代行其职。张栻被任命为副使，行使湖北转运使之职权，形式上看似较广西安抚使有所下落，但因湖北是大省（路），处于与金国交界地带，又较广西距离京师临安为近，所以实际上并未降低。到达江陵后，直接“改”命为知府、安抚湖北，较在广西，也不算提升，只是同级重用。张栻担任知江陵府、湖北安抚使的情绪热度很高，以下写给朱熹的信件可以证实这一点。

《答朱元晦》又一封：“肯辞再四，不获，就国为宜。一境之民，得蒙被诗书之泽，何其幸哉！某居官如常，但比之静江，迎接颇多，殊觉少暇耳。”^[13]

张栻虽然“再四请祠”未被允许，但从宣称自己到任知江陵府、安抚湖北，能使“一境之民，得蒙被诗书之泽，何其幸哉”的话语中，可以体察到他内心中的高兴。

张栻到任只一年稍多一点，便于淳熙七年二月二日去世了，得寿四十八，实际只活了四十六年零两个月，而且还差几天。^[14]

根据朱熹《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》，张栻“二女，长适五峰先生之子胡大时，次未行而卒。”次女未及出阁即殒命，长女则在张栻逝后三、四年间去世，寿命应该未及三十。

《神道碑》称张栻：“孙某某，尚幼，后数年，胡氏女与某亦皆夭。”

“孙某某”向后再说，先看这里的“胡氏女”。

朱熹的这种表述。容易被误会成胡家之女，但《神道碑》未及张栻女为胡大时生养儿女情况，宋人写《行状》《神道碑》《墓志铭》之类文字，也未见有及于女儿生养子女的情况。所以判定这里的“胡氏女”，所指是嫁给胡大时的那个女儿，只是书写着急，显得稍不清楚。也就是说，张栻嫁给胡大时的长女，在张栻去世“后数年”，也“夭”——去世了。

前已述及，朱熹自称为张栻所作《神道碑》，是在张栻去世五六年后，才考索撰成，所以张栻嫁给胡大时的这位女儿，在张栻去世“后数年”，界限一定在五六年之内。张栻去世在淳熙七年（1180），姑且算其女逝在张栻之后三、四年之间，也应在淳熙十年（1183）前后。张栻如果还活着，那时只有五十一虚岁，而根据朱熹表述，张栻此女年应是张焯妹，张焯此时如果还在世，最多也三十岁上下，据此判断，张栻此女去世时，应该不会超过二十八岁。

张栻两孙，一早夭，最大六七岁。只长成了一个。

有关张栻之孙，《神道碑》载“孙某某”。《朱熹集》的点校者，按照现代汉语多双声词的特点，倏忽了古代单字多自成词的使用方法，未于两个“某”中间加分隔号。这里的“某某”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人，应点作“某，某”。如果是一个，朱熹既称其于张栻去世后三四年间已“夭”，最多也只十来岁，那样的话，张栻就不会有后人了。

《宋史?理宗本纪一》，载宝庆二年（1226）正月癸亥，“录张九成、吕祖谦、张栻、陆九渊子孙官，各有差。”^[15]可见张栻仅剩一孙尚在，朝廷打算录用上述“先儒”子孙时，被地方官找寻到，上报了朝廷，因此得以授官。其时，张栻此孙，约当五十岁上下。

《宋史?度宗本纪》，载咸淳七年（1271）秋七月“丁丑，湖南转运司，访求先儒张栻后人义伦以闻，诏补将仕郎。”^[16]按年份推断，这位张义伦，应该是张栻的曾孙，当时年齿至少也应有五十岁。如果张栻只有一孙，且于张栻去世后三四年间已夭折，那么张栻就不会有后代，张义伦跟宝庆年间找寻到的那位一样，都无所从出了。

由此可以断定，朱熹《神道碑》中张栻的“孙某某”，应该点作“孙某、某。”其中一个夭折，如果是大一点的，最多六、七岁，如是小一些的，可能只有四、五岁。

《宋元学案?南轩学案》，称张栻孙名张洽：

“张洽，宣公孙也。父倬（或错书，或“倬”与“焯”即是同一字的不同写法），早夭。宣公之亡，育于从祖端明，而学于端明之子。直阁、参扬州司理军事。有兄弟争财者。谕之曰：‘讼于官，是胥吏之利也，冒法求胜，孰若全手足之爱？’讼者感悟。后为白鹿书院山长，昌明家学。”^[17]

张栻孙或许也叫张洽，或许于宝庆年间被录用，后为扬州司理参军，但决未担任过白鹿洞书院山长。担任过白鹿洞书院山长的张洽，《宋史》有传，列在《道学》，明称其“字元德，临江之清江人”，即江西樟树人，既不是湖南长沙人，也不是四川绵竹人。而且交代其父名“绂，第进士。”^[18]大约是《宋元学案》作者一时疏忽，将同名者冠于张栻孙的名目之下。但《宋元学案》作者心理也存疑惑，所以未敢称其“字元德”。要真说“字元德”，就成一个人了，感觉有疑，所以才稍留余地。

担任过白鹿洞书院山长的张洽，从学朱熹。如果真是张栻之孙，朱熹早拿大喇叭，“向全世界广播”了。未见朱熹在书信和《语类》中，跟任何人称说此事，说明此人不是张栻之孙。

宋帝昺景炎二年（1277）七月，有名张唐者，与数位义士朋友，联手于衡阳举兵，响应文天祥抗元。宋帝昰祥兴元年（1278）闰十一月，文天祥在五坡岭遭元兵突袭被执，张唐等率所部顽强战斗，兵败被俘，慷慨就义。

《文天祥传》称：文天祥于五坡岭被俘后，“张唐，熊桂、吴希奭、陈子全，兵败被执，俱死焉。唐，广汉张栻后也。”^[19]

《宋元学案?南轩学案》，列“朝奉张先生唐”为“南轩续传”。王梓材作按语，称“《督府忠义传》载先生，云长沙人，先儒栻诸孙，官朝奉郎。”王梓材又称：“《一统志》仍湖广旧《志》作张镗，云衡山人，仆射浚之后也。益王即位于扬州，诏天下勤王，镗起兵衡州，移檄安化县?，得民兵数千，文天祥督兵梅岭，相与接应，既而兵败被执。元参政崔斌欲降之，骂曰：‘今日降，何以见我祖魏公于地下！’杀之。观其骂语，与《督府忠义传》所载略同，其即先生无疑也。”

张镗与张唐为同一人，不知哪个是真名，哪个是误记。此人应当不是张义伦，或当为张义伦子。

《宋史?忠义九》，有张镗之目，而无张镗之文。

以上事实，说明张栻去世后，虽只有一孙长成，但一直传续下来。此孙于张栻去世后，由其叔祖，即张栻弟端明殿学士张杓，抚育长大成人，大约从学于张杓子张忠恕。《宋史》有《张忠恕传》，无须于此另述。

【注释】

[1] 《朱熹集》第八册第4555页。

[2] 《张栻集》卷二十三，第四册第1110页。

[3] 详细考证在拙著《湖湘学派行实考试》当年当月当日条。

[4] 《张栻集》卷十八，第四册第1036页。

[5] 《宋史》第三十二册第11312页。

[6] 《朱熹集》卷八十九，第八册第4545页。

[7] 《张栻集》卷十五，第三册第995页。

[8] 《张栻集》卷二十三，第四册第1114页。

[9] 《登江陵郡城观雪》，《张栻集》卷三，第三册第752—753页。

[10] 《答朱元晦》一封，《张栻集》卷二十三，第四册第1110页。

[11] 《答朱元晦》另一封：“此间归长沙，一水甚便，只数日陆行，到清湘登舟，春夏间，不十日，可洎城南书院堤下矣。”《张栻集》卷二十三，第四册第1116页。

[12] 《朱熹集》卷八十九，第八册第4552页。

[13] 《张栻集》卷二十三，第四册第1127页。

[14] 参见王立新《理学家张栻的生卒与名、字、号考述》，《中国文化》2025年“春季号”，第177—189页。

[15] 《宋史》第三册第788页。

[16] 《宋史》第三册第907页。

[17] 《黄宗羲全集》第四册第989页。

[18] 《宋史》第三十六册第12785页。

[19] 《宋史》第三十六册第12538页。

*本文作者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立新教授，凤凰网国学受权刊发。